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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于1960年成立了农业特别委员会，于1962年达成了农业协议，标志着共同农业政策的诞生，当时的政策要点在于，五个目标、三项原则和两个组成部分。欧盟在“2000议程”中为共同农业政策又制定了新的目标，提高欧盟农业的内外竞争力，继续削减价格水平，让消费者受益，同时为高质量的农产品提供价格空间，扩大共同农业政策的市场取向为新成员加入欧盟创造条件，为新一轮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做好准备，也有助于强化欧盟作为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市场地位。
共同农业政策的运作过程与具体手段。
共同农业政策的运作过程与采用的具体手段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支持价格制度，对与第三国贸易的管理制度，对成员国间贸易的管理制度以及多种生产管理制度等。
1、支持价格制度-共同农业政策中的主要手段。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是以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制度为基础的。在这一价格支持制度中共有三种价格，即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
目标价格是指欧盟为主要农产品制定的价格，体现了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与指导思想，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及结构性调整，同时为整个制度提供了一个基点。门槛价格是指欧盟确定的进口农产品的价格，一般是以进口商品在荷兰鹿特丹港的到岸价格为基础，征收进口税，即在国际市场价格之上征收进口关税，使之达到一定的水平，一般会高于欧盟的目标市场价格，体现出共同体农产品供应优先的原则。干预价格或市场支持价格是指欧盟内部市场价格的某种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欧盟将启动干预收购机制，对相关的农产品进行收购，以避免市场价格低于该价格水平，以保证农业生产者能够在出售其农产品时获得由共同农业政策保障的价格。干预收购由各个成员国的干预机构实施。
与干预价格相应的是农产品的公共储备。通过干预价格收购进来的农产品贮存在政府指定的地点，通过公开拍卖给出口商，欧盟为此向出口商提供出口补贴，销往世界市场。
由于欧盟主要通过支持价格制度对其农业市场进行管理，这三种价格与欧盟内部市场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关系。
正是由于这样一组价格关系，构成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市场机制。欧盟部长理事会每年都会针对主要农产品设置相应的目标价格，用于指导生产者的决策，并为政策实施提供一个基点。当内部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即欧盟农业生产者提供了较少的农产品，表现为在目标价格水平下少于可以在欧盟内部销售的数量。为使内部市场价格向下接近目标价格，欧盟对从第三国进口的农产品征收关税，其高低取决于最低进口价格，即门槛价格。换一句话来说，关税大体等于门槛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差额。这样，只要在欧盟内部不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关税，使该农产品的内部市场价格接近目标价格。当内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即欧盟农业生产者提供出过多的农产品，表现为在目标价格水平下多于可以在欧盟内部销售的数量。为了使内部市场价格向上接近目标价格，防止过剩的农产品对生产者价格形成冲击压力，干预价格为市场价格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如果内部市场价格跌落到干预价格水平，就会由官方干预机构按照干预价格进行的收购。然后通过拍卖的方式由贸易商出口，并由官方机构提供出口补贴，等于干预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
2、结构政策-共同农业政策中的辅助手段。对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造的实施主体是各个成员国，所需资金也主要由成员国政府安排，欧盟仅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共同农业政策中的结构政策在许多成员国中是以环境项目为名设立的。在环境项目下，各种支持国内农业发展的可多达20-30个项目。
结构政策为欧盟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根据自身情况，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选择空间。作为共同农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政策与市场政策不同，市场政策集中在对市场价格的管理方面，而结构政策涉及面非常广泛，并可以不断地进行开发，提出新的项目，许多项目不但不易引发国际摩擦，甚至是国际组织推动与鼓励的对象，如发展生态农业的国内政策。在世界贸易组织将国内农业政策纳入其规范的背景下，结构政策的增长日益成为促进成员国更多地采取以下不会引起农业生产及贸易扭曲的绿箱政策来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
3、货币工具-处理成员国之间市场政策的重要手段。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中，要在成员国之间保持共同农业政策的统一，货币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涉及到农业转换率、货币补偿、汇率机制以及绿色埃居。
1979年，所有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价格都开始以欧洲货币单位表示，在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浮动的条件下，各成员国的干预机构在共同农业政策下与农民或贸易商进行交易时仍然是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因此，为了保持欧共体内部共同价格的稳定，允许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在各国货币上表现出差异，就必须要建立一个转换率即所谓的绿色货币，把以埃居表示的农产品价格转换成各国的货币，从而形成了在各成员国中保持支持价格的复杂体系。
为了避免由法朗和马克汇率变动引起成员国间贸易的扭曲，导致了货币补偿的实施即在成员国边境上对农产品贸易的补贴与税收。但是，这就使得共同市场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此外，为了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价格差异，提高货币贬值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总是要比降低货币升值国家的价格水平容易得多，导致支持价格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对于欧共体来说，边境上的货币补偿措施虽然能够减少成员国间的贸易扭曲，但是，欧共体总是力争取消这些货币补偿措施。
为管理成员国的汇率，“汇率机制”取代了“联合浮动机制”，在部分成员国之间保持固定的汇率，允许固定的中央汇率窄幅波动。由于马克的持续升值，成员国间的农产品贸易中发生了大量的货币补偿，使共同农业政策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又引入“转变机制”，对共同农业政策中使用的埃居进行重新定义，产生了绿色埃居，其价值高于在其他领域中使用的埃居即所谓的商业埃居。这更增加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复杂性。
一、中国农业具备出口优势吗？
中国农业不仅关系到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8亿多农民增收和就业的基本来源。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数的43%，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耕地资源紧张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世界上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如此严酷的资源条件，将始终约束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在根本上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研究表明，中国粮、棉、油料等大宗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从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下降，目前已基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如从资源成本角度看，1997年中国每生产1公斤小麦亏损0.15元，到2001年，进一步亏损0.39元，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而与此相反，大米、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表1和2以及附表1、附表2）。
研究进一步显示，90年代以来农产品生产国内资源机会成本的上升，是导致比较优势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目前中国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下，土地密集型的小麦、棉花、大豆等产品明显缺乏比较优势，不具备参与国际商业竞争的基本条件。与此相反，由于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因此畜产品、园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潜力（程国强等，1999年，2003年）。
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一国如果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组合，在某种商品中密集使用资源禀赋相对丰裕、价格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就能够在该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从而具有出口优势。显然，从理论上观察，中国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产品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具有能够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和竞争的比较优势。
资料来源：程国强、彭廷军，2000年。
资料来源：程国强、陈俊红，2003年。
二、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源泉
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实绩印证了这一理论判断。表3显示，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在中国农产品出口占76%以上的份额，而且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注：a.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园艺产品、农产品加工品。
b.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粮食、油料、棉花等大宗农产品。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表3也表明，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最近5年才得以快速增长。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阶段与结构特征，中国以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为特征的出口优势还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一，中国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为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服务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提供低成本、充裕的劳动力供给。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业部门需要劳动力的合理数量为1.96亿人，但2002年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达3.25亿，剩余劳动力1.29亿人，农业部测算到“十五计划”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增加到1.8亿人（农业部课题组，2000年）。
第二，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目前城市化速度缓慢，乡镇企业发展受阻，城市和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即使今后20年内中国城市化率到达50%（按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总人口15亿估计），农村人口依然还有7.5亿，农村劳动力3.75-4.5亿（按50-60%的比率估计），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为2亿。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三，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比较少，初中以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9.04%，其中，文盲比重为9.56%。小学文化程度比重为34.4%（兰徐民等，2002），难以适应城市工商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这决定中国农产品出口必须实施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如此，中国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还有下述三个有利条件：
第一，农业资源多样性优势。中国跨越亚热带和温带，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多种多样，能够生产各类农产品，满足世界市场多样化的食品需求。中国正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施扶优扶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培育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区，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如目前已经或正在形成长江上中游、赣南湘南桂北和浙南闽南粤东柑橘主产区；渤海湾和西北黄土高原苹果生产优势区；中原和东北肉牛优势区；中原、内蒙古、河北、西北、西南肉羊优势区；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牛奶优势区；东南沿海、黄渤海出口水产品优势养殖带。中国大部分地区饲养畜禽、种植蔬菜均具有比较优势。
第二，市场区位优势。如亚洲地区是世界农产品贸易最重要、也是最具成长潜力的市场，2002年亚洲市场进口的农产品占世界的22.7%（1323.4亿美元），其中，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农产品进口位居世界前十五名。这些地区也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中，中国农产品占日本农产品进口的10%，韩国占16%，香港占20%，印尼占11%，且中国对这些地区农产品的出口呈扩大趋势。中国对亚洲市场出口农产品，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由于运距短、运销便捷，适宜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等高价值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第三，大国效应与后发优势。规模巨大且富有增长潜力、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既为中国农产品提供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空间，推动中国农业逐步提高竞争力，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将促进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和贸易格局的调整。中国作为WTO成员，正在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农业贸易竞争环境。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动与东盟等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将进一步改善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环境。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由于坚持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在形成技术、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将逐步缩小中国农产品与世界市场的差距，促进出口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扩大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综合而言，现阶段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潜力，但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相对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产品出口国，既有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又有加工、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投资和创新的高端竞争优势，中国和这些国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既有合作分工和优势互补，也有明显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但是，中国如果不尽快调整目前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一旦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出现弱化趋势，就很有可能在国际分工中失去自身的位置。
三、影响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问题
尽管从长期看，中国农产品出口需要逐步调整低成本竞争优势战略，但近期仍然是中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关键时期。但是，目前还有一系列问题影响到中国农产品出口优势的发挥，使中国农产品的资源优势、比较优势还不能有效的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出口现实。
中国农产品出口所面对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如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反倾销、“特保”调查在今后几年有可能频繁发生，“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也呈上升之势，不利于中国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成为今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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